“新质生产力”政策背景：

新质生产力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、把握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，其提出与发展有着清晰的政策脉络与现实逻辑：2023年前后，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演进（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生物制造等领域突破），国际产业竞争从“量的扩张”转向“质的跃升”，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传统要素驱动增长乏力、产业结构亟待升级、关键技术“卡脖子”等挑战，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指出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；2023年9月6日至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系统提出“新质生产力”概念，强调“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加快形成以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”，并结合黑龙江装备制造、能源等产业基础，明确“整合科技创新资源，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”的核心方向；2023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列为2024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，提出“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”，并要求“聚焦自立自强，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”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”；2024年1月31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”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，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其科学内涵（区别于传统生产力，由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）、核心动力（颠覆性技术与前沿技术）、关键路径（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）及战略目标（推动产业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）；2024年7月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，提出“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”“完善新型举国体制”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”等部署，明确通过“科技体制改革攻坚”“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”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”等举措推动落地。综上，新质生产力从理论探索到国家战略的转化，是党中央应对全球变革与国内需求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。

“新质生产力”重要意义：

一是理论创新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升华

马克思主义认为“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”。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生产力“要素驱动、规模扩张”的范式，将科技创新、数据要素、绿色转型等新质态融入生产力体系，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与发展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”，这一论断既继承了“生产力是根本动力”的核心逻辑，又结合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等新实践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的时代内涵，为理解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引。

二是经济突破，破解“卡脖子”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

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“传统要素驱动乏力”与“关键技术受制于人”的双重挑战：土地、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成本攀升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，“量”的扩张难以为继；高端芯片、工业软件、生物医药等领域“卡脖子”问题突出，产业附加值低、核心竞争力弱。新质生产力以“科技创新”为核心引擎，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（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）、培育未来产业（如生物制造、空天科技），推动产业向“高附加值、高技术含量、高市场占有率”跃升。例如，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60%，正是依托电池技术、智能驾驶等颠覆性创新，实现了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跨越，彻底扭转了传统汽车产业的低端锁定困局。

三是战略支撑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能

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（人口规模巨大、共同富裕、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和平发展道路），均需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。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（如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农业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，缓解资源环境压力，为超大规模人口提供更高效公共服务；催生“新质就业”（数据分析师、AI训练师、绿色技术员）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推动“扩中提低”；助力绿色技术（碳捕集、可再生能源）应用，推动“双碳”目标实现；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（如半导体自主可控、粮食安全科技支撑），增强应对外部风险能力，为全球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。

四是全球竞争，重塑国际规则与格局的战略选择

当前，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，发达国家通过“技术封锁”“规则垄断”试图巩固优势地位。新质生产力以“颠覆性技术”和“前沿产业”为突破口，是我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、掌握主动权的关键。在人工智能领域，我国依托算法创新、算力基建与场景应用（自动驾驶、智慧医疗），已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生态；在量子计算领域，“九章”量子计算机、“祖冲之”量子芯片等成果，标志着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从“跟跑”向“并跑”“领跑”跨越。这些突破不仅推动国内产业升级，更通过“技术—标准—产业”联动，参与全球规则制定（如数字经济国际标准、绿色技术认证体系），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格局。

“新质生产力”存在问题：

一、科技创新转化效率不足，“实验室成果”到“产业应用”链条不畅

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投入占比（约6%）仍低于发达国家（15%-20%），原始创新能力偏弱；部分关键领域（如高端芯片、工业软件、生物育种）虽取得局部突破，但成果转化机制不畅——高校、科研院所与企业间“技术供需”对接不精准，中试平台、产业孵化器等载体建设滞后，导致许多技术“停在论文、锁在实验室”，难以快速形成产业竞争力。例如，某高校研发的新型储能材料，因缺乏中试线和量产配套，从实验室到规模化应用耗时超5年，错失市场窗口期。

二、关键核心技术“卡脖子”问题尚未根本解决，产业链安全承压

尽管我国在5G、新能源等领域实现“并跑”甚至“领跑”，但在底层技术（如EDA工具、光刻机核心部件）、基础材料（如高纯度半导体硅片、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）、工业软件（如CAD/CAE工具）等领域仍高度依赖进口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，高端光刻机（EUV）市场被荷兰ASML垄断，国内企业市场份额不足5%；工业软件市场中，欧美企业占据70%以上份额，国产软件在精度、稳定性上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代差。这些“卡脖子”环节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全链条升级。

三、产业生态协同性不足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“两张皮”现象突出

新质生产力强调“科技—产业—金融”深度融合，但当前产业生态仍存在协同短板：一方面，新兴产业（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）多为“技术驱动型”，与制造、农业等传统产业的场景融合不足，导致“技术找不到应用场景、产业缺技术赋能”的双向困境；另一方面，金融支持存在“重投资、轻培育”倾向，对初创期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工具应用不足，许多高潜力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夭折。例如，某AI芯片初创企业因缺乏适配的流片资金，技术迭代速度落后于国际同行。

四、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不匹配，“懂技术、会转化”的复合型人才短缺

新质生产力依赖“科技+产业”跨界人才，但当前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：高校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变革，交叉学科（如“人工智能+材料科学”“数字经济+农业”）建设不足；职业教育侧重技能培训，缺乏对前沿技术应用的覆盖；企业内训体系多聚焦现有业务，对新技术、新模式的培训投入有限。调研显示，我国数字技术领域“既懂算法又懂制造工艺”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百万，直接制约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。

五、区域发展不平衡，中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培育基础薄弱

新质生产力高度依赖创新资源集聚（如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头部企业），东部沿海地区（如长三角、珠三角）凭借先发优势已形成“创新—产业”良性循环，但中西部地区受限于创新资源不足（如高校数量少、研发投入低）、产业配套薄弱（如高端制造链条缺失）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。例如，西部某省份虽有丰富的能源资源，但因缺乏新能源电池核心技术企业，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与东部地区的“技术—产业”差距呈扩大趋势。

“新质生产力”具体对策：

一、夯实基础研究，打通“从0到1”的创新源头

强化基础研究顶层设计，加大长期稳定投入（目标提升至研发经费15%以上），构建“国家实验室+全国重点实验室+高校院所”协同攻关体系；推行“揭榜挂帅”“赛马制”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，聚焦底层技术（如EDA工具、光刻机核心部件）、前沿领域（如量子计算、生物合成）设立“卡脖子”技术专项，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设立“创新联合体”，加速原创性成果产出。例如，依托“新型举国体制”在半导体领域突破EUV光刻机关键技术，同步布局下一代芯片架构研发，从根本上解决“卡脖子”隐患。

二、畅通转化链条，推动“实验室成果”快速落地

构建“中试基地+产业孵化器+应用场景”全链条转化体系：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建设专业化中试平台（覆盖材料、装备、工艺等环节），降低技术转化成本；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设“未来产业先导区”，开放应用场景（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、AI医疗示范医院），推动技术“边研发、边验证、边推广”；完善知识产权交易、科技金融等服务，推广“技术入股+股权分红”模式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成果转化。例如，某新能源电池实验室通过与企业共建中试线，将固态电池技术从论文到量产周期缩短至2年，加速产业化落地。

三、深化产业协同，构建“科技—产业—金融”融合生态

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“双向赋能”：一方面，引导新兴产业（如人工智能、生物制造）聚焦制造、农业等传统领域痛点（如工艺优化、能耗降低），开发“技术包”“解决方案”；另一方面，鼓励传统企业通过“数字赋能”“绿色改造”接入新质生产力链条（如钢铁企业引入AI质检、光伏企业布局绿氢制备）。同时，优化金融支持体系，设立“新质生产力专项基金”，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科技保险等工具，重点支持初创期科技企业，避免“重投资、轻培育”。例如，某AI企业与纺织厂合作开发“智能排产系统”，将生产效率提升30%，同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贷款，实现技术落地与资金回笼双赢。

四、培育复合型人才，破解“技术+产业”跨界瓶颈

构建“高校—企业—政府”协同育人体系：高校增设“交叉学科”（如“人工智能+材料科学”“数字经济+农业”），推动“产教融合”实训基地建设；企业联合职业院校开设“新质技能”培训课程（如AI训练师、绿色技术员），政府出台“人才专项计划”（如“新质生产力领军人才补贴”“技能大师工作室”）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。此外，建立“人才流动绿色通道”，鼓励科研人员兼职创业、企业工程师参与技术研发，打破“体制内外”壁垒。例如，某高校与新能源企业联合开设“储能技术”专业，定向培养“懂材料、会工艺、能落地”的复合型人才，毕业生就业对口率达90%。

五、促进区域协同，缩小“创新—产业”发展差距

实施“东中西联动”战略：东部地区（如长三角、珠三角）发挥创新资源优势，建设“新质生产力核心区”，输出技术、标准与模式；中西部地区依托资源禀赋（如能源、农业）与特色产业（如中医药、装备制造），承接产业转移并发展“差异化新质生产力”（如贵州大数据存储、内蒙古绿氢制备）。通过“飞地经济”“创新飞地”等模式，推动东部研发中心与中西部生产基地联动，实现“技术输出—产业落地—利益共享”。例如，东部某半导体企业在中部地区设立“芯片封装测试基地”，带动当地就业与配套产业，同时将研发成果优先在西部转化，缩小区域差距。

“新质生产力”典型事例：

1、2024年1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典型案例，包括支持新能源技术专利保护、推动矿山生态修复等。例如，哈尔滨某客车制造企业通过绿色转型调解案，探索传统制造业低碳升级路径。

2、2024年12月，合肥本源量子计算公司研发的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“本源悟空”完成全球130多个国家的量子计算任务，算力较前代提升10倍，为新材料研发、药物设计等领域提供支持。

3、2025年1月，青岛市新增28家场景应用实验室，涵盖无人机曲轴、水下无人潜航器等新兴领域。例如，青岛德盛机械为德国宝马研发无人机发动机曲轴，推动传统制造向低空经济转型。

4、2025年5月，全国总工会公布年度“优秀新质生产力劳动者”名单，包括杭州微光电子张绍峰（节能电机技术）、南方智水科技沈杰（智慧水务系统）等，表彰其在智能制造、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创新贡献。

“新质生产力”名言佳句：

1、“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。”

——习近平（2023年9月7日，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）

2、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，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，加快形成以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。”

——习近平（2024年3月5日，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）

3、“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‘新’，核心在‘质’，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为引擎，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。”

——李强（2024年1月29日，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部署）

4、“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‘生产力升级’，而是通过‘科技—产业—金融’深度融合，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，形成更具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”

——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（2024年7月）

5、“青年科技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‘源头活水’，要为‘懂技术、会转化’的复合型人才搭建舞台，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。”

——丁薛祥（2024年5月，在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）

1.5 新质生产力

1.3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1.5 新质生产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