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4月:“在北京得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感受?”

时事评论背景 

   不止一家媒体提醒,本周,北京进入“飞絮时间”。 

  白云揉碎、满城飞雪,古人想不到,这些词句到了现代居然被用来形容四月的北京。关于过敏性鼻炎的报道、科普、讨论批量出现,沙尘、雾霾、花粉、飞絮被调侃为“套餐”,“在北京,得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感受”的文章引起共鸣,不知有多少读者一边揉眼睛、拧鼻涕、清喉咙,一边连连点头称是。

时事评论观点

  杨柳树作为乡土树种,在北京种植已有多年历史,从新中国成立后城区就陆续开始集中种植。今天遭遇雾霾时,北京市民天天都在“盼风来”。但时光倒转几十年,北京人怕的就是风。荒山裸露、风沙紧逼直接导致跨度长达半世纪、动员规模达到全市的植树绿化行动,直至最终“风沙远离北京城”。

  风沙和沙漠化威胁的倒逼,让整个绿化进程始终处于一种紧迫感中,自然趋向于一种简单化的选择:珍贵和成活率低的苗木会率先被淘汰,成本低、生长快的乡土树种杨树柳树随之脱颖而出。半个多世纪后,在一座现代化都市密集的建筑物间,所有居民都在见证这些树木传播种子进行繁衍的“壮观”景观。其中,居中国过敏性疾病首位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,需要在这当中涕泪横流的度过至少一个月,同时配合医药治疗。

  每年京城飞絮,其实谈不上是多大的事情,但却能由此审视公共政策的要件及其出发点。如果说,几十年前大规模种植本土杨柳树的政策导向,是自然及人文环境窘迫所致,是为了快速抵达关键目标而不得不简化政策评价标准的被迫选择,今天,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,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更加细腻贴合人的尺度,经得起精细化和人性化的考察。数字意义上的绿化率,能在多大程度上折换成人们对生态这一公共产品的满意度,是否产生了隐性的健康成本和支出成本,都需要反复计算,再据此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及时的修正。

  治理飞絮,各种方法层出,有物理修剪、有高压喷水、有给树干注射“飞絮抑制剂”,总的来讲,都是在城市原有林木规模中部分实现、应时修补。这种修修补补,固是历史包袱下的选择,其实也是对原有公共政策逻辑的遵从。意味着,为数并不少的城市居民的不适,每年飞絮季节所带来的个体健康成本和经济成本,还不足以改变城市绿化的单一指标,不足以撬动政策杠杆,驱动有形的手从源头上断绝相关树种的种植、规模化推进绿地改造更新。

  因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人群,就要进行城市绿地改造,这一听就让人觉得不靠谱、划不来。这种不靠谱、划不来的感觉,也许恰是长期公共政策逻辑带来的思维惯性。人舒不舒服、健不健康,尤其是未构成规模的人的舒适度问题,在宏观叙事的大目标下显得无足轻重。甚至提出这个问题本身,就显得不懂事、不靠谱。“在北京得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感觉”,可能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个季节性吐槽帖,而不是能够摆在哪里办公桌上的红头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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